重生慎死旨归于仁也谈孔子的养生思想(3)

由个人面向社会，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候，一个人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做到趋利避害呢？孔子也有交代：“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30]《论语集释》引《广雅》：“危，正也。”[31]《论语稽》：“邦无道，则当留有用之身匡济时变，故举动虽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谈以招祸也。”[32]在孔子看来，行为和言论要跟随时代步伐做出调整，前者要恪守原则，维持正义；后者须谨慎而为，不可鲁莽。这又从大的环境和小的个体的关系上为主体的选择提供了借鉴和警示，以理性地于纷繁复杂的社会舞台上应对自如，保全自身。

三、终极养生

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不可违背的自然天理，应当正确地看待和正视。《吕氏春秋》：“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33]自古以来，生与死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只有正确看待和正视生与死的问题，才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成就其不世人生，实现其生命价值。这也是圣人和芸芸众生之区别。《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4]又“日月逝矣，岁不我与”。[35]其实孔子深晓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生命也终将在时间的长河里，由生至死，走向消亡。

既然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并且能够正视这个现象，那么孔子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继续延展，使养生达到理想的终极境界呢？孔子担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6]，《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37]齐景公即使生活锦衣玉食，奢华无度，但终其一生毫无功德建树，死后也不为人所称述；相反，伯夷、叔齐因良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气节为人称赞，如孟子曾称赞伯夷：“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38]

诚然，儒家讲求修齐治平，主张内外兼修，在有限的生命纬度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39]在孔子看来，尊重和珍惜生命并不等同贪生畏死，而是要有所作为，“朝闻道，夕死可矣”[40]。所谓的“道”即是“仁”，《论语》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1]“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在孔子眼里“见危授命”也是“成人”所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42]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见到利益能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在紧急关头能够奉献出生命，即便长久身处困厄也不忘记诺言，便是有仁德的人。在生命和仁德之间，孔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论语》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3]对身体的保养是为了能够“闻道”，养生的最终归属在于实现“仁”。所以，在生命和仁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舍生命以求仁德。这种意义上的死，又远远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生，毕竟生命是随着时间的流走而日渐消磨的，养生绝非是经久不息的事业，不可能皓首穷经地去经营，在这种局限下若要追求养生的终极目标，莫若回归到儒家的思维主旨——仁。可以这样说，我们用无限的精神的长生来弥补肉体生命的有限，用仁道的尺度标杆来衡量个体养生的纬度及长度。从这层意义来看，孔子将养生事业推向了一座高峰，具有发人深省的哲学内涵和震撼人心的思考张力。

综上，孔子身陷乱世，坎坷颇多，却以73岁（前551年～前479年）的高龄为时人惊诧不已。相对于其他人普遍短暂的寿命，孔子的长寿现象可谓是一个奇迹。笔者从孔子的生命观切入，围绕其养生的诸多方面进行逐一品味，除了养身、颐性，更重要的是探究养生之终极，探索生死之间的界限和鸿沟，以加深对文本多维度多视角的理解。

[1][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4，252.

[3]（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16.

[4]（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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